環(huán)境幽僻的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一座一年前夏秋之間剛剛落成的兩層小樓前，一片綠油油的菜地長勢正旺。華燈初上，馬路邊搖著蒲扇納涼的人們，似乎沒有注意到闌珊燈光下那些匆匆閃進這幢石庫門建筑的身影。
遠東第一大城市漸漸沉寂在茫茫夜色中。誰也沒有想到，在這個平常的夏夜，在這幢小樓中開始的一次會議，將深遠影響著未來中國的歷史走向。
一本發(fā)黃的小冊子，32開，56頁，豎排。紅色的封面上印有馬克思半身肖像，一行小字標注“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書名為《共黨產(chǎn)宣言》。
出版時間：“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譯者：陳望道。
“這是《共產(chǎn)黨宣言》在中國的第一個全譯本。”中央編譯局原局長韋建樺說。
一個在歐洲游蕩的共產(chǎn)主義“幽靈”，終于來到東方的中國。
1848年，當馬克思、恩格斯出版這本小冊子的時候，中國的門戶隨著鴉片戰(zhàn)爭的爆發(fā)，早已洞開。古老的帝國徹底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
蒼茫大地，誰主沉??？
1915年9月，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陳獨秀在上海創(chuàng)辦《青年雜志》——后來更名為《新青年》的這本雜志，每期的編輯費和稿費總共不過200塊大洋，卻仿佛一道閃電，給沉悶的夜空帶來了一聲驚雷。
時年36歲的陳獨秀，正是年富力強的年紀。而此前的1914年，借用家鄉(xiāng)的獨秀山作為筆名的陳獨秀，在日本見到了小他10歲、后來成為中國第一個系統(tǒng)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
陳李相逢，為7年后中國共產(chǎn)黨的建黨大業(yè)，埋下了歷史伏筆。
1917年1月，應蔡元培之邀，陳獨秀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新青年》編輯部隨之北遷。北京大學和《新青年》雜志也成了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
也就在這一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彷徨和迷茫中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
1918年11月，李大釗在天安門廣場發(fā)表《庶民的勝利》的演說。這篇著名的演說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刊登在1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雜志上。李大釗滿懷信心地預言：試看將來的環(huán)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現(xiàn)場聆聽李大釗演講的眾多青年人中，就有時年25歲的毛澤東。
這時的中國社會結(jié)構(gòu)也在悄然發(fā)生深刻變動。到1919年，中國的產(chǎn)業(yè)工人已達200多萬人。日益壯大的工人階級，成為繼知識分子之后，近代中國又一重要的社會力量。
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戰(zhàn)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列強把持下的所謂“和會”，不僅拒絕了作為戰(zhàn)勝國的中國提出的合理要求，反而將德國此前在山東的一切特權(quán)轉(zhuǎn)交給日本。
消息傳來，舉國嘩然。5月4日，北京大學等十幾所學校的學生3000余人在天安門前集會?？涨暗膶W潮，引發(fā)了一場漫卷全國的反帝反封建運動。
“五四運動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開端，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其與工人運動的結(jié)合。”南京政治學院教授何懷遠說。
剛剛經(jīng)歷了五四運動的讀者們很快發(fā)現(xiàn)，這時的《新青年》雜志，整本都在介紹一個學說——馬克思主義。
“到了1920年，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16年后，毛澤東在延安接受斯諾采訪時回憶，“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
蔡和森、瞿秋白、李達、惲代英、鄧中夏……那一時期，有多少覺醒的青年人像毛澤東一樣迅速成長為馬克思主義者！
1920年早春，應上海《星期評論》之約，留日歸國的陳望道回到浙江義烏縣分水塘村，在老家的一座柴房里，開始翻譯他一生中最為重要的譯著——《共產(chǎn)黨宣言》。
也是在這個早春，為躲避軍閥政府的迫害，出獄不久的陳獨秀由京秘密轉(zhuǎn)滬。在掩護陳獨秀離京途中，李大釗就和他商討了在中國建立共產(chǎn)黨組織的事宜——歷史上“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故事，由此而來。
陳獨秀致信李大釗，問應該給新成立的政黨取個什么名字？李大釗回信：“叫共產(chǎn)黨！”
這年8月，陳望道翻譯的《共產(chǎn)黨宣言》單行本發(fā)行，首印1000冊，很快脫銷。當時，“幽靈”被譯為“怪物”。因疏忽，封面上的“共產(chǎn)黨”錯印成了“共黨產(chǎn)”。
1975年1月，84歲的陳望道應邀到當時的北京圖書館參觀，工作人員拿出幾種早期版本的《共產(chǎn)黨宣言》，請他幫助鑒定。老人在其中一本紅色封面的譯本上簽上自己的名字，說：“這才是最早的一個單行本，現(xiàn)在也可以說是革命文獻了。”
“因為首版的書名有誤，這年9月，又加印了1000冊，標題更正了，封面也改成了藍色。”陳望道之子陳振新介紹。
一本印錯封面的《共產(chǎn)黨宣言》悄然面世 一個游蕩于歐洲的“幽靈”來到古老中國
從彷徨吶喊，到覺醒探索，黨的創(chuàng)建者們心中的夢想，像春草一樣飛長。
1920年4月，幾個俄國人悄然來到北京。然后，奔赴上海——他們此行的目的，是奉共產(chǎn)國際之命，來華晤見李大釗和陳獨秀，討論幫助建立中國共產(chǎn)黨。
7月，直皖大戰(zhàn)爆發(fā)。帝國主義列強操縱的軍閥混戰(zhàn)，把早已內(nèi)憂外患的中國帶進了無盡的深淵，也催生著中國進步力量的覺醒與成長。
在維經(jīng)斯基等人的幫助下，這年8月，上海的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在法租界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編輯部正式成立，取名為“中國共產(chǎn)黨”。
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共產(chǎn)黨組織，其成員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骨干，陳獨秀為書記。
金秋十月，取名為“共產(chǎn)黨小組”的北京早期黨組織，在李大釗任主任的北大圖書館宣布成立。
作為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qū)者，陳獨秀和李大釗在一南一北，推動著中國共產(chǎn)黨的建黨大業(yè)。
1920年那個盛夏，新民學會的主要發(fā)起人毛澤東幾經(jīng)周折，遠赴北京、上海，與李大釗、陳獨秀直接接觸聯(lián)系——京滬兩地的馬克思主義傳播狀況和共產(chǎn)主義者的活動，給了毛澤東極大影響。
這年冬，毛澤東收到了正在法國勤工儉學的好友兼同學蔡和森寄來的一封長信：“我以為先要組織黨——共產(chǎn)黨。因為他是革命運動的發(fā)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zhàn)部……”
今天，在長沙新民學會舊址陳列室內(nèi)，3本長約22厘米，寬約14厘米的《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靜靜地躺在玻璃櫥窗里。
“蔡和森的這封信，是8月13日寄出的，由于最初沒有得到毛澤東的回信，9月16日又給毛澤東來信，并提出具體的建黨步驟。”曾任新民學會舊址管理處主任的趙叢玉介紹。
蔡和森之女蔡妮老人說：“父親的信讓毛澤東產(chǎn)生了強烈共鳴，他給父親寫了兩封回信。毛澤東寫道：‘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
在上海，在北京，在長沙，在武漢，在廣州，在濟南，從1920年8月到1921年春，中國國內(nèi)先后有6個城市建立起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與此同時，在日本東京和法國巴黎，中國留學生和僑民中的先進分子也建立了共產(chǎn)黨組織。
一份譯自1921年共產(chǎn)國際中共代表團檔案的俄文稿《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這樣記載：“中國的共產(chǎn)主義組織是從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該組織一共只有5個人。領導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編陳同志。這個組織逐漸擴大其活動范圍，現(xiàn)在已有6個小組，有53個成員。”
發(fā)動工人、喚醒民眾、積聚力量……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先進理論武裝的新型政黨，呼之欲出。
50多粒覺醒的種子悄然發(fā)芽 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呼之欲出
一座石庫門見證了共商建黨大業(yè)的日日夜夜 一艘紅船開啟了“引領中國”的偉大航程
“1921年6月中旬，馬林（荷蘭人）和尼克爾斯基（俄國人）由第三國際派到上海來，和我們接談了以后，他們建議我們應當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于是由我發(fā)信給各地黨小組，各派代表兩人到上海開會，大會決定于7月1日開幕。”李達1955年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發(fā)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jīng)過的回憶》中這樣講述。
此時的李達，剛剛接替李漢俊擔任上海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的代理書記。由他擔任主編的《共產(chǎn)黨》月刊是中共歷史上第一份黨刊。
上海的邀請，引起各地黨組織的響應。
“一個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狀，忽聞毛澤東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動身去赴上海，我頗感到他倆的行動‘突然’，他倆又拒絕我們送上輪船。后來知道：這就是他倆去參加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偉大的中國共產(chǎn)黨誕生的大會。”當年的新民學會會員謝覺哉后來回憶。
當年，長沙到上海只能取道武漢，轉(zhuǎn)乘輪船。毛澤東和何叔衡歷經(jīng)輾轉(zhuǎn)趕到上海時，是7月4日以后。同樣，由于交通不便，全部代表到達，已是當月的23日。原定于7月1日開幕的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便推遲到23日晚上。
參加會議的代表除了上海黨組織的李達、李漢俊外，還有來自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廣州的陳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此時還在廣州的陳獨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
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13名代表中年齡最大的45歲，最小的才19歲。共產(chǎn)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也出席了會議。
如今，望志路106號已改為興業(yè)路76號。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館長倪興祥介紹，雖然新中國成立后經(jīng)多方考證，確認了一大召開的日期，但對于黨的紀念日，還是沿用了戰(zhàn)爭年代中央確定的“七一”的提法。
在黨的初創(chuàng)中起了先驅(qū)者作用的“南陳北李”為何沒有參會？
1936年，陳潭秋在莫斯科所著的《中共第一次大會的回憶》中寫道：陳獨秀未出席一大，因為“那時他在陳炯明手下做廣東的教育廳長”；1953年，包惠僧回憶：“有一天，陳獨秀召集我們開會，說接到上海李漢俊的來信，信上說第三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派了兩個代表來到上海，要召開中國共產(chǎn)黨的發(fā)起會，要陳獨秀回上海……陳獨秀說他不能回去，至少現(xiàn)在不能去，因為他兼大學預科校長，正在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
與陳獨秀相似，當年擔任北京八校教職員聯(lián)誼會議主席的李大釗，正在領導索薪斗爭和暑期會務，也不便離開北京。
即使在軍警勢力有所顧忌的上海法租界，秘密召開的一大會議同樣一波三折。
參加一大的多位代表都曾回憶到，當會議開到30日晚，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闖入會場，環(huán)視一周后又匆忙離去。具有長期秘密工作經(jīng)驗的馬林立即斷定此人是敵探，建議馬上中止會議。大部分代表迅速轉(zhuǎn)移。
果然，十幾分鐘后，法租界巡捕包圍和搜查了會場。
鑒于會場已經(jīng)暴露，在李達夫人王會悟的建議下，會議轉(zhuǎn)移到她的家鄉(xiāng)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繼續(xù)召開。
“革命聲傳畫舫中，誕生共黨導工農(nóng)。”李達的兒子李心天介紹說，董必武重訪南湖煙雨樓舊蹤時寫下的詩句，形象地記載了當時的情景。
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chǎn)黨綱領》（簡稱《黨綱》）和《關于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
《黨綱》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chǎn)黨”。大會選舉產(chǎn)生了中央臨時領導機構(gòu)——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
大會結(jié)束的時候，代表們抑制不住內(nèi)心的激動，輕輕呼喊：共產(chǎn)黨萬歲！
也許是一種巧合，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齡為28歲，這正是毛澤東當時的年齡。更為巧合的是，28年之后，一個嶄新的共和國屹立于世界的東方——建立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權(quán)，正是共產(chǎn)黨人在建黨之初便胸懷的理想。
馬克思主義的火炬，照亮了黑暗的中國。
嘉興南湖的紅船，開始引領中國革命的航程……
新華社北京6月29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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